本文原标题《三個消費組織的故事—消費者的社會想像》，作者萬尹亮，原载于巷仔口社會學，转载已征得同意。为方便大陆读者阅读，已将繁体中文转换为简体。
注：文中的美国消费者联盟，非 1936 年 Arthur Kallet（阿瑟 卡莱特）、Colston Warne（科尔斯顿 沃恩）等人创立的 Consumers Union（消费者联盟）。
1. 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里的消费者组织
最近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消费者抵制，也带出一个很常被忽略的问题: 消费者有没有团结起来并影响市场的可能? 我们一般把消费看作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认为在商场里买东西全看个人喜好。消费社会学许多有趣的研究则发现，不管是选择买哪一件衣服 （Miller, 2001）、跟谁去吃哪家餐厅 （Warde & Martens, 2000），或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洗澡 （Martin et al, 2005 ），等等表面上个人的选择其实都有社会制度文化与人际关系的影响。消费是社会行为，所以反过来看，许多研究也分析不同社会里消费者如何组织社会团体，来捍卫消费者权益、改变市场运作甚至改变社会。
我们来看看三个这样的故事。一位社会学者 Jeffrey Haydu 去年（2014）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美国中上阶层妇女在 1899 到 1918 年如何组成美国国家消费者联盟。他的分析跟另一位政治学者 Patricia Maclachlan （2002） 对日本战后主妇联合会的研究有许多相似的点。她们都是妇女发起的团体，想用消费者购买的力量来改善食品安全的问题。改变市场的同时，这两个组织都认为消费者应该参与公共事务。这两个组织的故事让我想到台湾的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它是 2001 年出现以妇女为主的消费者团体，她们也把用消费解决食品和环境的问题作为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
这三个组织有趣的地方在于: 她们在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却发展出类似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她们都鼓励消费者跨出个人利益的思考，从性别、阶级的角度去理解消费者的公民身分，去关切其他群体的福祉。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面对市场的问题时，因为特定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她们各自采取市场导向、政治导向、或是社会导向的消费者行动。所以我想透过这三个故事跨时空的异同，来谈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的不同想像和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
2. 美国一次大战前的国家消费者联盟
Haydu 的文章主要是谈美国国家消费者联盟「跨阶级」的行动策略，所谓跨阶级策略是说这个联盟鼓励中上阶层妇女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支持那些对女性员工、童工提供足够工资，有友善安全工作环境的店家。Haydu 分析这个联盟当时身处的特殊社会经济变迁，以及性别、阶级文化如何让联盟追寻特定的消费者想像，采取特殊的策略来解决市场问题。
1889 年一份调查发现纽约市百货公司店员工作条件很糟糕，所以有一群女性成立纽约消费者联盟来促进这些店员的权益。很快地其他大城市类似的团体开始出现，1899 年这些团体联合起来成立美国国家消费者联盟。联盟的主要成员是上层阶级妇女，她们关心食品安全，特别的是她们把食品安全与妇女儿童的工作条件挂勾，认为当商家尊重并善待自己的员工时，从这样对人的尊重出发才会真正尊重消费者的健康与利益。
图 1 工厂调查员，左三为消费者联盟首任秘书长。[1]
这个联盟采用三种策略来处理这两个问题: 首先她们会组团队去调查商品的制造过程和销售过程，图 1 就是一个工厂调查团的照片。然后她们会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布调查的结果，呼吁店家诚实的标示食品的内容物。第二个方法是消费者教育，她们会办工作坊教消费者认识食品营养、教她们如何辨别食品里不同的成分。另外就是发传单，像图 2 要消费者了解她们买的东西来自童工，特别像是当时快递业雇用很多童工，他们一天劳动赚不到几个钱。
图 2 传单「 9 岁 10 岁童工一天工作 10 小时赚 40 毛美元，却不识字」[2]
第三个方法，联盟用发布「白名单」来宣传经过她们认证的「好」店家，图 3 的标志告知消费这家店的生产方式是健康干净的，有经过联盟调查认证。透过鼓励消费者去那些店家消费，这个方法也用来鼓励其他店家减少雇用童工、给女员工有尊严的工作条件跟薪资。
图 3 白名单上要有这个标记认证[3]
Haydu 认为这个联盟的出现、它的组成跟做法跟美国当时经济社会的变迁有关。1890 年代妇女的经济角色变了，原先由主妇负责的家庭饮食渐渐地可以在店里买半成品，衣服也不再由家里缝制。一方面这让中下阶层妇女进入工厂、也有很多进入食品店、餐厅、百货公司、服饰店工作，但是女性员工、童工是最不易成立工会的一群，所以工作条件很差。另一方面，这个变迁也让中上阶层妇女有时间去学习、休闲。当时美国中上层阶级出现了一种风气认为有钱有闲的人应该关怀社会弱势，不过男人可以透过参与政治，女性却还没有投票权。所以受过教育的女性转而成立读书会、俱乐部或公益团体，利用她们最有效的资源—购买力—来帮助上述那些弱势的女性、儿童劳动者。
Haydu 认为这个联盟展现了一种公民消费者的想像，认为消费者要有知识懂得自我保护，而且消费者的公民责任是去支持好的店家来照顾弱势员工。这个想像反映着上层阶级的观点，认为消费者应该被视为工人的「雇主」，她们的消费选择会影响工人的权益。这种想像也反映性别的观点，联盟妇女关怀同是女性的百货公司、食品店员工，也像妈妈姊姊一样关怀童工。
不过这个策略也有着缺点，Haydu 指出这样的公民消费者建立在有一定购买力的条件上，只有中上阶层才有办法展现这样的关怀。另外这个关怀也有点狭隘，只顾及了妇女、童工，而没有男性劳工、也没有跟工会合作。这是因为联盟认为消费者代表着公共利益，是在资本与劳工等等经济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必须维持中立才能平衡两者。也因为这样联盟跟工会的关系甚至变得紧张。工会就很不爽消费者联盟不鼓吹百货公司、餐厅员工加入工会，认为只靠中上阶层同情心支持的购买行动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工会也有消费抵制的行动，像图 4 的海报是工会抵制血汗劳工生产的衣服，是不是跟消费者联盟的海报和标示很像? 但是工会的「黑/白名单」跟消费者联盟的名单标准不一样，让商家可以利用两者的矛盾，拒绝工会监督却可以宣称受到消费者联盟的认可。
图 4 抵制劣质、不洁、血汗服装的传单[4]
对消费者性别与阶级的想像限制了这个策略的效果，让美国消费者联盟把重点放在教育消费者，鼓励特定消费的群体购买特定店家，间接地去帮助特定群体。她们跟工会的紧张关系、以及公众的批评让国家消费者联盟在 1918 年取消「白名单」策略，改透过游说、推动立法保障工资工时，试图从制度面透过公权力去改变消费市场的规则。
3. 日本二战后的主妇联合会
第二个消费者组织是一个很快就采用政治行动策略的故事。Patricia Maclachlan （2002）研究日本「主妇联合会」在战后的发展过程。这个组织的起源是日本妇女为了抗议二次大战后黑市、通膨、还有食品和日常用品品质低落的问题，而在1948年成立后，成为日本主要的消费者团体。Maclachlan 也将这个团体面临的社会变迁，连结到她们的观点，和她们采取的跨团体行动策略。
图 5 「主妇的怒火点燃了怎么擦都烧不起来的火柴」[5]
二战期间日本妇女抗议配给制度下白米品质参差不齐，还有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消费者很早就认为消费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像图 5 是主妇联合会刊物报导政府配给的火柴品质太烂了，都点不起火。战后美国在日本推动民主化，鼓励公民团体的成立，这些妇女因为有过抗议的经验了解到团结力量大，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在东京组织消费者团体。图 6 是她们上街头抗议物价通膨好可怕，除此之外她们在各地有分会办消费者教育活动。
图 6 「物价上涨，买东西好可怕」主妇联合会上街头 [6]
这些各地的组织让主妇联合会发现她们有着一定的选票影响力，所以她们希望透过政治来改变政策。1950 年代主妇联合会促使如东京市政府通过消费者保护措施，接着她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分析产品和市场问题，1956 年还建立了全国性的平台来协调各地消费者团体的行动并制定策略。1968 年主妇联合会成功迫使中央政府通过消费者基本法，从此之后联合会定期受政府邀请参加政策谘询会议。透过这个跟政府定期的互动她们可以反映消费市场新的问题，也为消费政策提出建议，像图 7 是联合会董事长在国会谴责当时水果罐头标示不当的问题。
图 7 主妇联合会董事长在国会发言，谴责水果罐头不当标示[7]
跟美国国家消费者联盟一样，日本主妇联合会从特定的经济社会变迁里性别角色上去想像消费者。Maclachlan 指出这时候妇女仍然扮演传统的角色，对她们来说消费者比较像一个工作，消费者是负责采买、张罗家庭的日常需求的主妇，关怀先生、小孩的健康。战后政治经济的重建，让操持家务的主妇深刻的理解到市场秩序对每个家庭生活的重大影响，所以她们去寻求制度性的支持，要求正确的商品标示、公平的交易规则。与美国相同的是，日本妇女因为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也未有如男性进入政治过程的管道，所以组织与串联成为她们将家务消费拉到公共领域、进而关心公共事务的方法之一。但是跟美国消费者联盟不同，日本的主妇联合会并非是中上阶层妇女关怀社会弱势的组织，她们认为消费者跟小农小商一样是市场经济里需要受到保护的群体。
把消费者的处境和小农小商做连结，像图 8 联合会在街头宣讲的照片所显示，这是一种诉诸团结的想像，这样的想像也让主妇联合会发展出「跨群体」的行动策略。这不只是消费者之间团结，主妇联合会认为黑市里偷斤减两、甚至是劣质的商品不只让消费者受害，也打击诚实的小商家、让农夫和工人工作条件变差、或是减低他们的工作机会。这些人可能是她们的先生或是孩子，所以不受管制的黑市同时打击到了供给与需求面。这层想像让主妇联合会没有变成商家的对立面，反而能跟小商家团体、工人、农人团体联手。也是这样的公民消费者想像，让主妇联合会跟美国国家联盟不一样，重点不是放在改变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去要求商家要尊重员工、要诚实做生意。那是一种市场导向的行动，主妇联合会的行动比较政治导向，是团结不同群体要求政府建立制度来保护同样是弱势、在市场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公民。
图 8 联合会成员街头宣讲「团结」[8]
团结不同团体来追求政策改变也是有缺点的，联合会以政治为主的策略就受到政治机会的限制。Maclachlan 认为主妇联合会在 1970 初期与 1990 初期有一连串立法的成果，是因为主要政党自民党在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而不得不在政策上让步。不过在自民党政权相对稳定的 1980 年代，大资本集团也开始彼此串联，政商精英之间巩固的连结，让主妇联合会没有机会改变政策，所以她们想阻挡政府开放食品添加物的法案也以失败收场。1990中期开始，日本开始拥抱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介入，这也让消费者团体难以藉由政治来改变市场。Maclachlan 认为主妇联合会在 1990 末期采取了新的策略，开始从政策改革和市场管制转向对企业的监督。
4. 台湾自由贸易下的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
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其实有一个很类似的团体叫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就如上面讲的美国日本两个故事，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在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发展出新的消费者想像。跟美、日两个组织不一样的是，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强调消费者跟生产者的合作，用一种社会导向的消费者行动，来推动一个综合消费、在地农业、与环保的社会运动。
解严前一群台北妇女想要「走出厨房，投入社会」，她们成立了台湾主妇联盟。早期她们主要关心环境污染公害，1993 年发生了镉米及农药残留等问题使得主妇联盟寻找不使用农药的米让会员可以一起购买。后来这群主妇受到日本「生活俱乐部」（一个消费者团体） 的启发 （赖青松，2002），在2001 年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跟现在学校里的消费合作社不太一样，它的概念是消费者共同拥有: 依共同需求，大家互助合作、实行民主管理的企业体，不以营利为目的。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让会员可以共同购买食品和家用品: 合作社跟特定的农场跟制造商签约，定期的让会员一起订货，有固定的地点让会员取货。
合作社成立的时间点，正好是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合作社认为自由贸易虽然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但是也带来了三类问题[9]: 便宜的加工品并不是健康的好选择，自由贸易下的竞争会冲击在地农业、在地小制造商，而且大规模生产与长距离的运送加重了环境污染。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认为上述三个问题彼此扣连，因此它发展三个彼此相关的策略: 第一，它提供关于健康饮食的消费者教育、并推广环保消费；第二，透过共同购买，可以提供生产者稳定的需求和收入，也因为是固定合作伙伴，所以合作社可以要求生产者采用在地有机的耕作、生产符合环保标准的日用品；第三，它办许多活动让消费者与生产者定期互动。
这些策略视消费者为改变生产、市场的关键角色，强调消费者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上述让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的活动，是一种我称之为社会导向的消费者行动。市场上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原本只依赖价格机制，透过商场和广告的中介，但是合作社试图打造一个不同的生产与消费互动的方式。合作社网站上各种活动一方面鼓励消费者间彼此分享东西该怎么煮、怎么吃、怎么回收。另一方面也强调让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理解，让消费者认识东西是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制作出来的，反省消费对农人的营生有什么影响，也让生产者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工作与产品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健康与环境。
图 9 合作社里消费者与生产者是一家人 （合作社网站）
图 9 显示合作社想像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一家人，像日本主妇联合会一样拓展女性私领域（母亲、照顾者）角色到公领域。她们也跟美国消费者联盟一样关怀社会上弱势的群体，认为消费者可以是小农、小生产者在面临自由贸易挑战时的后盾。跟她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虽然也有鼓励消费者去支持特定店家、也推动立法，不过主要还是透过消费实作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想要创造「替代性社会」[11]:
我们的社员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主体。举凡食物、性别平等、环境、社区，福利等生活领域各种事情，不是只有交给政府和资本市场去运作，为了创造一个能实现协调与合作、平等价值的多元社会，我们以女性为主体聚集共同行动来实践。作为「从事生产的消费者」（意指能自主判断，并进一步积极要求健康安全环保的生活材； 有别于被动的购买者），与生产者一起产出生活材，透过共同预约购买集结购买力，来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消费这种构造的多元（Alternative） 经济。
美国消费者联盟、日本主妇联合会由女性用消费议题参与公共事务开始，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上（Wahn, 2015）。民主化让主妇走出厨房，自由贸易则让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关心生产、市场交易到消费的整体过程。这几年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与许多社会团体在各种议题上合作发声。从反核、反对基因改造的食品、到农业与土地，这些社运团体提供了不同的观点与网络，让消费者发展多重的合作关系，试图整合市场的、政治的跟社会的行动途径。
5. 消费者的社会想像
这三个团体的故事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他们之间的比较看到什么? 整体来说，她们从不同的层面挑战既有的「经济的」消费者想像，并提出更为「社会的」消费者想像。在经济的想像里，消费者追求最大程度满足个人欲望。而对这三个组织来说消费者不只是个人，消费者是在性别分工下的持家角色、或是在市场经济里的社会群体。消费者也不只是追求个人效用极大化，她们也追求社会需求的满足，像是家庭的健康、在地（注：本地）经济社会的平等，或是环境的永续发展等等。这个消费者的社会想像可以进一步从消费者的社会位置、消费与市场的社会条件，还有行动的策略来讨论。
就社会位置来讲，这三个故事里消费者的想像都有性别元素。我们看到美国故事里消费者是有钱有闲的女性，日本与台湾的故事想像消费者是管理家务的主妇。这三的组织都认识到女性无法参与政治的情况，而消费变成她们关心公共事务的方法之一。她们从这个角度去反省消费者消耗资源、不具生产力、只关乎个人欲望享受的经济想像，因此看到消费者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也看到消费维持人的生活的责任与改变社会的可能。
消费者的想像也有阶级的元素。美国中上阶层妇女看到她们可以用消费改变社会的能力，但是要想用购买力改变市场或社会，你总得先买得起，这是 Haydu 诟病消费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缺点。日本的中下阶层妇女看到的是消费者需要的制度性保护，而消费者的问题同时也是生产者的困扰，这也是 Maclachlan 强调消费者需要与其他社会团体团结合作的原因。社会的消费者想像，凸显的是消费者的社会位置，不同的想像把消费者放在不同的位置，而不同的位置让消费者看到不同的问题，消费者的社会想像相较于经济的想像看到的是比个人层面大的问题，所以弱势群体、农人商家、环境就成了消费者超越个人层次的关心对象。
消费者社会位置的想像，进一步也让这些组织去看到消费与市场的社会条件，然后希望消费者可以去改变这些条件。从社会的观点，这些组织看到个人利益的满足可能与公共利益冲突。因此市场怎么运作变得重要，她们认为消费市场需要许多规则，好让竞争不至于牺牲特定的群体的福祉或公共利益。这些规则一方面要来自消费者的教育、或是社会公众意识的觉醒，二方面来自公权力的介入，不再让市场只靠价格机制调节。这三个消费者团体对市场秩序的要求，不在效率上打转，或是只停留在追求品质，她们更希望市场的运作可以顾及公平、正义、永续。
然而这三个故事又各自展现了不同的政治脉络对消费者行动策略的影响。美国只有上层妇女有钱有闲做公益，她们与工会保持距离，对特定店家的支持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策略，希望靠购买力的集中去改变商家。日本中下阶层妇女是藉着民主化的机会与其他社会团体串联，追求立法保护则是一种政治导向的策略，用选票影响力去改变市场。相对的，台湾主妇联盟出现时妇女已经有投票权，这时候出现的各种社会运动团体关切的各样议题，让合作社可以搭建互动的平台去促进消费与生产的合作，这是一种政治与市场导向之外的行动。
以集体行动的选项来说，消费抵制或是用购买支持是一种很难持续的策略，所以合作似乎是不断的被尝试的一种方法。合作可以是消费者用群体的力量补足个别消费者力量的不足，经由组织协调集体行动更有效。不过组织也有着资源上、机会上的限制。所以合作也可以是消费者跟其他群体的合作，可以是政治行动上的伙伴，或是建立另类的市场互动方式。这就是说社会的消费者需要在市场之外，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开创空间。
回到台湾的食品安全困扰，还有越来越难负担房价问题，也许该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并思考社会的解决方法。我们也许该问厂商追求最大利润之外，市场的运作还牵涉到那些公共利益? 谁该监督市场? 消费者是谁，他们在政府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除了用钞票让什么商品下架之外，有没有可能兼用政治与社会的行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消费者这种角色，消费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才出现的观念，这个观念把市场主体想像成个人、想像这些个人在交易时有特定的权利与义务。既然消费者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市场角色，因此消费的问题，同时是市场与社会的问题，而跳脱市场的观点去想像消费者的社会行动，可能是一个方向。
参考书目
Hand, M. Shove, E. Southerton, D. （2005） ‘Explaining Showering: a discussion of the material, convention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practic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Vol. 10（2）.
Haydu, J. （2014） “Consumer Citizenship and Cross-Class Activism: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1899-1918”,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9（3）, 628-648
Maclachlan, P. （2002） Consumer Politics in Postwar Japan: The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of Citizen Activ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D. （2001） The Dialectics of Shopp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赖青松 （2002） 从厨房看天下：日本女性＜生活者运动＞30年传奇，远流出版 Warde, A., Martens. L （2000） Eating Ou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nsumption and Plea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hn, I-Liang （2015）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er movements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注 （图片资料来源）
[1] https://www.nwhm.org/online-exhibits/industry/10.htm
[2] https://www.memorialhall.mass.edu/people_places/view.jsp?itemtype=1&id=967
[3] https://www.nclnet.org/history
[4] https://americanenterprise.si.edu/2011/07/made-in-america/
[5] https://i250-higainokai.com/2008-01-15syufuren-tayori01.jpg
[6] https://www.kushima.org/is/wp-content/uploads/2013/06/20110517224801.jpg
[7] https://mitsuketai.exblog.jp/iv/detail/index.asp?s=3780816&i=200607/09/72/e0009772_931571.jpg
[8] https://www.plaza-f.or.jp/about/mumeoten/page6/large/6-1-L.html
[9] https://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95-0.htm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0189008083c.txt&cur_page=1&distype=text&table=0&h1=5Y+w54Gj5a+r55yf&h2=55Sf5rS76JCs6LGh&search=&height=&type=&scope=&order=&keyword=&lstPage=&num=&year=2001&month=08
